【專訪】廖建華《末代叛亂犯》── 照見不被記憶的社運參與

作者: 
李旻、游家榕
1987年台灣解嚴,社會運動和要求民主化的聲浪四起。然而,1991年5月,調查局卻以加入參與獨立台灣會為由,逮捕了四位青年——清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¬偉程、文史工作者陳正然、社運參與者王秀惠與傳道士林銀福(Masao),是為「獨台會案」。他們被以懲治叛亂條例起訴,最重得以「二條一」判刑,此為唯一死刑,此舉引起學生於校園串聯罷課,社會各界進行聲援,進駐台北火車站,挺身抗議,最後使得立法院於九日內,廢除實行長達42年的懲治叛亂條例。
 
20多年過去,同樣是清大學生的廖建華,透過深度訪談與歷史文獻爬梳,完成紀錄片《末代叛亂犯》,重現「獨台會案」過程及其後續發展。以下為與廖建華導演的訪談紀要。
 
Q1. 拍攝《末代叛亂犯》的契機?
 
我讀《史明回憶錄》時很驚訝地發現,在我也住過的宿舍曾經有人(廖偉成)因為「獨台會案」被抓過,因為現在宿舍大家都在打電動,感覺落差很大。另外,我一直對台灣過去的影像跟歷史很感興趣,不過僅止於網路上常看到的,比如日治時期的台灣。後來,2012年清大有不少同學參與「反媒體壟斷運動」,而我也開始接觸到社會學的東西,影響到我看待事情的方法。
 
Q2. 可以描述從決定拍片到作品完成的過程嗎?
 
《末代叛亂犯》從我碩二的時候開始拍,拍了兩年到畢業時才完成。我起初是想拍被捕的廖偉成學長,所以比較著重「學生運動」的部分,但查了背景資料後,才發現自己很多東西都不清楚,如果只做他的人生故事,會捨棄掉很多那時代的不同面向。
 
通常我們看歷史,不論年代,學生總是特別容易受到關注跟保護,但其實很多被稱為「學生運動」的社會運動,例如野百合學運、太陽花學運,其實卻涵蓋了各個階層、不同社會力的參與和支持,但媒體把焦點全放在學生身上,歷史的詮釋一直以來都關注學生。
 
像「獨台會案」被捕的Masao和王秀惠兩人,皆是社會人士,前者代表原住民族的獨立,後者則代表那個時代的女性,但他們的資料相對少非常多,因為歷史的呈現太偏重學生,弱勢者的故事很難被看見。
 
我們在談一個運動或是一個事件的時候,大家基本上只談「好的」。好的,指的是犧牲、奉獻、英雄。所謂挫敗、失敗,性別、族群、階級的問題比較少被看到。因此在剪輯上,我就會想「去英雄化」,我並不想造神,而是希望呈現比較全面的社會樣貌。
 
Q3. 《末代叛亂犯》對你接下來的創作是否有什麼影響? 
 
我現在在拍的影片想處理「運動傷害」。運動傷害有很多種,可能是伙伴和伙伴之間的、基層跟領袖的,如果從家庭的角度去看參與者又會不一樣,這是因為我拍了Masao跟王秀惠,知道他們的故事後想繼續發展的議題。可以說,我正在拍一群過去深度參與社會運動的「老人」。在親身接觸這些老人的時候,會發現在不同人眼中,一個人可能有很不同的評價。因為遇到不同階層、各式各樣的人,我可以比較快地打破對不同人既有、
 
Q4. 你對於社會參與、社會運動有什麼看法?為什麼選擇當旁觀的紀錄片導演?你會想對歷史無感的年輕人說些什麼嗎?
 
因為我只會拍片,雖然以前也寫過詩,但我相信任何創作者都希望自己的東西被看見,影像是一個方式。其實參與社會的方式有很多種。做導演算是生涯規劃,因為拍片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人,所以想趁年輕的時候多看。
 
回到社會運動,我覺得受社會關注的運動領袖把大家召喚出來之後,其實並沒有辦法對大部分的人負責,所以領導者們幾乎一定會受到運動傷害,可是他們同時在累積自己的政治資本,但是更多更多被召喚的參與者,則可能要放下他的工作、家庭,然後自己療傷。
 
社運裡的關係需要更細緻的討論,總之,我不會一廂情願認為所有人應該要站出來,不會譴責不參與運動的人怯弱。雖然很多事情需要我們站出來參與、決定,但我的結論傾向是,你還是要有辦法為自己找到出路,你要可以為自己療傷,因為不會有人為你負責。我想這是一個比較悲觀的結論,但也是拍片做為我個人出口的原因,因為我不是要針對誰批判,而是分享自己看到的。
 
最後,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讓人「對歷史有感」,因為這是教育和社會的問題,不是我能夠回答的。但我可以說的是,如果你剛好看到這部片,或許未來在看待一個事件和運動的時候,你就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觀點。
 

相關文章